哈耶克的四大原创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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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3月23日,92岁的哈耶克在的德国弗赖堡逝世。
哈耶克的一生跌宕而幸运。他亲眼见证了电汽工业化的起飞,亲身参与了世界大战;在孤独地对抗乌托邦半个世纪后,他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幻灭。
随着他的预言一一应验,哈耶克跻身先知的殿堂,在世界享有崇高地位。有人对他的诺奖津津乐道,有人关注他与凯恩斯的论战,有人盛赞他是“乌托邦的掘墓人”。
也有人认为,哈耶克没有什么原创思想,其贡献被夸大了。
但其实,哈耶克最伟大的贡献,是在科学压倒信仰、民粹吞噬价值、两大阵营对峙的时代,以全新的视角,为现代文明诸多理念注入了源头活水,让我们更清醒、更坚决地捍卫现代文明。
正如杨小凯所说:“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,将会像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,深远而无孔不入。”哈耶克至少有四大原创思想,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人类社会。
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,毫无疑问,最重要的就是自由。
在哈耶克之前,有无数思想家都从“自然法”、“天赋人权”等角度强调过自由的重要。
比如洛克主张,人类以契约的形式组建政府,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、财产和自由。
美国宪法也声明,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,神圣不可侵犯。
哈耶克却独辟蹊径,在《自由宪章》等著作中,沿着休谟、达尔文等先辈的思考,拉长观察人类社会的时间尺度,提出了“演化视角的自由观”:
他认为,自由之所以重要,就在于无论是民主、正义等价值观,还是产权、法治、市场等社会秩序,都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,而是在数百代人的漫长岁月中,竞争演化而来的。没有自由,就没有这些动态演化过程。
文明史上,人类以医学取代巫术,以机器解放人手,以公民取代奴隶,以“分立的产权”取代“部落共同所有制”,也都是在自由、开放的竞争中,偶然出现,遵循公民权和产权规则促进了该群体的兴盛,在竞争的推动下,壮大并扩散到全人类。
所以说,如果自由价值是1,那么其他价值就是排列在1后面的0,构成现代文明核心价值集合;一旦自由倒下,理性、正义、和平等等将会全部归零,社会秩序也将趋于崩塌。
哈耶克还进一步扩大了对自由的思考: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,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;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,错误的观念就会流毒人间。扼杀自由竞争,就是扼杀自己的生存和未来。
“计划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”,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常识。但大部分人是人云亦云,随声附和,很少有人知道其根源。
最早的解释,来自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:消灭私有产权,就没有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,没有交易就无法产生价格信号;因此取缔私有产权等于取缔价格信号,没有价格信号,就无法实现经济系统中的理性计算和资源配置。
哈耶克站在米塞斯的肩上,看得更远。他认为,市场分工的本质其实是知识分工,每个人掌握的都是局部知识,每个企业掌握的也是局部知识。任何个人或组织,都不可能掌握在市场中分散的全部知识。
经济系统是由“马赛克知识片段”组成的“知识海洋”。其中,企业是一种“稳定的中间形态”,为制造某种最终消费品中提供“积木块”;所有产品都是不同“积木块”的某种组合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收集、传播和利用分散知识的问题。
所以计划经济的失败根源,不是意识形态问题,而是无法利用分散在无数个体和企业人的分散知识、信息这样一个科学问题。
在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《科学的反革命》等著作中,哈耶克还进一步发现,人们狂热地迷恋计划经济乌托邦,更深刻的原因在于“社会工程思维”作怪:
理性大踏步前进,使得自然科学迅猛发展。于是很多人以为,对语言、道德、市场、政治等复杂系统,也可以模仿物理学、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,进行实验、观察,检验,还可以用数学模型对精准预测,精确计划。
但哈耶克认为,这是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奴性模仿。自然科学处理的是独立于人的感知和人的存在的“物”,而社会科学处理的有意识、有自己的偏好和价值的“主动的人”。
用研究物的方法来研究人,这是一种“致命的自负”,是滥用理性。它许诺的是天堂,带来却是地狱。
不受限制的权力是最大的危险,如今已经成为常识。
长期以来,人们都是基于“政府可能作恶”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”等直观感受或经验,主张限制公权力。
但哈耶克却独辟蹊径,以“知识论”证明了有限政府的必要性。
正如他在《法律立法与自由》《致命的自负》等著作中的论述:
人类永远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,且每个人都只能掌握极少的知识。政府对塑造经济繁荣的那些分散知识,同样一无所知。
掌权者的动机或许十分高尚,但由于他无法掌握每个人繁杂多变的情形、动机和决定,因此绝不可能为“目标的重要性等级”制定出“公认的统一尺度”。事实上,一个统一的“社会福利函数”根本不存在。
所以,即使是“一心为民造福”的权力,也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。否则,其后果一定是好心办坏事,集中力量办错事。
哈耶克更进一步指出,国家不应该制定具体目标,而是要把功能限定在保障公共安全、私有产权和公正规则的范围内。
为此,社会秩序的基础,必须由抽象的、一般的正当规则构成,这些规则对事不对人。只有建立起维护抽象规则的法治原则,才可能给个人自由、具体目标留下足够的空间。
所以说,限制权力的理由,不在于“政府有意作恶”,而在于“政府注定无知”。
究竟什么样的社会秩序,才算是文明的秩序?长期以来,流行着两种说法。
一种以时代或“生产方式”来区分。比如国人最熟悉的、来自西方的“五段论”——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……文明越来越高级。
另一种是以种族、宗教来区分。比如亨廷顿认为,人类有七种社会秩序,基督教西方最高级。
然而这两种区分方法,既不符合事实,也不符合道德。比如资本主义国家,也搞计划经济。而某些基督教国家,比原始部落更专制。
哈耶克最伟大的贡献,就是站在斯密、弗格森等思想家的肩上,打破时代、宗教、生产工具等表象的干扰,洞察了人类文明的“一般性原理”。
他认为,人类社会的秩序可以分为两种——“封闭秩序”和“开放秩序”:
封闭秩序的资源和机会,是以权力和出身来分配,崇尚集体本位的巫术与权威;
开放秩序的经济机会、政治机会、荣誉机会,对所有人公平开放,机会向才能和美德开放。
人类的文明进步,就是从封闭走向开放,不断扩大自由、正义、和平、繁荣与宽容。而封闭秩序和开放秩序之间,存在着半开放的秩序,它可能走向文明,也可能重返野蛮。
这种以“开放社会”“封闭社会”为标准衡量社会的视角,可谓洞察了文明的本质。
正如哈耶克“思想市场”与“开放市场”的逻辑——历史的博弈没有终点,但观念先于历史。
时至今日,人类社会越发朝着哈耶克预言的方向发展:宗教、国籍等身份标识逐渐淡化;科学越发强势、自由越发衰微;大众看不见自由获胜的可能,甚至沦为“专制的吹鼓手”而不自知……
阿克顿勋爵说,“自由的真朋友从来少之又少”。越是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和社会大洗牌的时候,我们越需要重读哈耶克。然而哈耶克多部著作,在国内都难以寻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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